自從「智慧生活」概念興起，許多科技業者與政府致力將智慧科技「有感融入」大眾日常，希望創新科技能化身為民眾生活中的得力助手。近年資訊科技大廠與地方政府齊力打造智慧社區、智慧城市，期能創造引領效果。例如IBM與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推行的多項智慧城市計畫、Google與加拿大多倫多市一起打造未來城等。
大智慧生活圈的建造在推廣過程常是一波三折，例如2018年加拿大多倫多與Google旗下Side Walk Labs合作開發的「Sidewalk Toronto智慧城市」計畫，採用的技術前瞻性十足、構想與設計更是勇敢跳脫傳統框架，企圖一次含括城市規劃、IT、政策諮詢、地產開發等業務。原本希望把多倫多打造成全球最具創新性的未來城，但經過兩年努力，最終因科技公司與當地政府、居民「喬不攏」，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最終宣布喊卡。
檢討大型智慧生活示範計畫功敗垂成的主因，幾乎都歸咎於缺乏溝通，民眾對新科技信任不足。或許較早期的智慧社區、智慧城市推動計畫有此狀況；但若把這個「疏忽」加諸在較近期的計畫上，恐怕有不少人喊冤。事實上，近年利害關係人皆相當清楚跟地方居民溝通的必要性。以Sidewalk Toronto為例，執行過程中Google針對當地居民、政府所提出的疑問，召開多次講座、圓桌會議、鄰里會議、公眾演說、意見徵集／交流等活動。甚至把長達1,524頁的總體規畫內容、計畫執行進度，都公布在Toronto Tomorrow網頁上。最終計畫喊停，怎麼看就不像是因缺乏溝通。
智慧生活科技的「點」狀應用老是連不成「線」與「面」，癥結點在於民眾實在聽不懂、不熟悉或沒感覺而本能的抗拒。過往產官學研單位大多習慣把高比例的資源投注技術研發，以及宣導型的溝通會議。但科技落地前的調適過程常被輕忽。數位調適的本意在於幫助居民理解技術議題、有溫度解釋顛覆性的運作機制，並幫助大眾適應智慧環境。
但技術供應端常不知如何深入淺出說明生硬技術內涵，倘若此時又無夠份量的意見領袖「幫忙翻譯」，也沒有地方意見領袖／圓場人士協調，確保有考量到新興科技下恐受衝擊的工作職務，如此雙邊有溝沒有通的挫折感可想而知。
近年台灣有不少縣市陸續提出智慧生活圈構想，而社會與企業數位轉型的議題更受關注。國內可以從國外經驗／教訓學到什麼？或是台灣有是否可能後發先至，成為大智慧生活圈示範國？其實是有機會。
首先，台灣的好條件至少有三，第一、完備IT基礎建設與普及的網路服務，是極佳後盾。第二、民眾對智慧生活科技的「認同度」高。根據資策會MIC針對台灣民眾的市調結果，高達87%受訪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智慧生活科技對生活有所幫助；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者僅2%。意味著民眾對創新科技結合生活的概念，多抱持歡迎的態度。倘若台灣能落實數位調適環節，創新科技在地普及的成功機會應相當樂觀。
第三、民眾對於智慧空間、領域生活科技（如智慧育樂／健康／娛樂）的認知與期待點共識度高。根據市調，各年齡層的民眾把「便民系統」的重要性列在第一，其次是「數據分析平台」、「救災救難科技」等。民眾對生活科技的「強共識」，也有利政府與廠商，更準確把資源配置在多數民眾「很有感覺」的項目與配套服務。另外，疫情期間，台灣善用資訊科技幫助民眾取得重要資訊，也讓民眾體認到，適當分享部分個人生活數據，對社會安全利多於弊，認同與配合意願也因此提升。
在這些「天時、地利」條件浮現的契機下，如何進一步囊括「人和」要素，將數位調適過程從阻力變成助力，是台灣推動大智慧生活圈的重要功課。值得慶幸的是，近年國內陸續出現不少自發性的民間機構／學院，致力協助民眾與產業提升數位轉型意識、數位素養，並穿針引線創造跨域交流機會，以助激發、收斂創新想法，並形成共識。
大智慧生活圈是共贏局面，目前台灣已具備大智慧生活圈的領航條件。在天時、地利等環境條件下，若能在人和的「軟關鍵」上有效施力、溝通過程中再多一些同理、包容與體貼，在實現智慧生活理念的過程中必能事半功倍。
（本文刊登於2022/5/22 經濟日報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