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民族主義是在1960年代晚期形成的討論，在其概念發展初期，主要用來解釋特定國家，如何藉由特定大型科技項目投資來號召、合理化國家科技資源的方向，如美蘇冷戰時期的太空科技就是具體案例。
科技民族主義也被用來解釋1980年代部分國家藉由貿易關稅、扶植本國新興產業發展的「保護主義」。因此可以解釋：科技民族主義是一種融合政治、經濟元素的思辨，假定科技發展過程中，國族意識與國際政治認同與「敵我邊界」關係，將引導科技資源的布局。
不過，科技民族主義主要的張力發生於1990年代全球化時期，壟斷過去近30年對於全球價值鏈的認知。這樣的辯論，直到2018年美中貿易戰開啟之後，才再次引起新的辯論與思考。
科技民族主義再次興起的原因，除地緣政治衝突的「政治因素」，學者嘗試以全球價值鏈等產業經濟角度解釋，在全球價值鏈的預設下，原先位於價值鏈後端的後進者國家，會藉由各種政策「干預」市場與科技發展，以讓該國產業朝向價值鏈前端進行移動。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推動，皆隱含全球價值鏈的移動的思考，但此舉勢必與原先位在價值鏈前端的國家產生衝突與矛盾。
以「全球價值鏈」位移的產業經濟觀點，能夠用來補足地緣政治視角上的不足。所謂的「衝突」，可能凸顯出的是既有全球產業價值鏈結構，尤其是分潤結構，可能原本就處於不均等的緊張關係，這也是後進國家希望朝價值鏈前端移動，甚至取得產業主導權、發言權的主要原因。而所謂「矛盾」意味全球多數的產業多年來已發展出「最適化」的分工網絡，尤其資通訊電子產業形成高度的專業分工型態，以此角度觀察，跨國產業鏈是處於高度互相依賴、共生共存的關係，很難以大規模進行改變與重構。
美國在2023年5月發布《美國政府之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報告，明確指出基於國安考量，須針對美國關鍵與新興技術進行定義，並提出保護措施。由此可見，2018年美中貿易戰後，如何在民族主義、全球主義矛盾中找出發展方向與「適應策略」，已成為產業、企業發展不可或缺的思考。顯示出民族主義、認同政治、政治聯盟關係為主體的發展驅動力將會持續，並構築全球產業未來發展情境。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曾針對此情境可能造成的結果提出觀察，未來全球產業將呈現出高度衝突、互賴情境，然而，由於美、中都試著取得全球領導權，整體將會朝向－「技術解耦」（Technological Decoupling）的方向發展。
「技術解耦」具有幾項特徵：第一，產業、企業的全球發展，將面對更多「限制性政策」。而政策工具不僅是關稅，也包括對於關鍵技術、企業與技術併購、取得、出口的管制。第二，上下游關係更加尋求「信任」，企業將被要求提出更具體的技術保護措施，否則難以取得訂單與合作機會。第三，過去強調「離岸」產業結構與分工體系雖然出現解耦，不過，製造業生產模式，在勞動、人力、土地等成本考量下，不太可能再轉換到「回流」國內生產模式，近岸生產變成重要選擇，這也代表未來可能從全球化走向區域化，主要市場周邊的國家、地區將重新被納入全球供應鏈中，地位也將提升，如墨西哥之於美國。
延續「技術解耦」的特徵，回到企業發展層次有三個思索課題：首先，面對限制性政策，須投入更多資源於國際政治經濟分析之外，也須投入更多資源於法務，以釐清各種風險。其次，須形塑企業對於關鍵技術的保護措施與制度，證明企業具備關鍵技術的保護能力。最終，若「區域化」是未來發展情境，如何重新選定生產據點，挑選可信任的區域、企業重新構築供應鏈，也是企業須擁有關鍵思索。
（本文刊登於2023/11/12 經濟日報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