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美國作為民主國家，中國是集權的政治體制，決策鏈短、權責集中。當然，在輿論與社會穩定方面，中國具備較強的訊息控管與導向能力，社會氛圍正以「勒緊褲帶也要支持政府反制」的情緒，與美國面對民眾與國會壓力不同，亦成為這場博弈中的中國優勢。一旦關稅博弈持續升級，上調的稅率越過經濟可承受門檻，中國可能選擇系統性退出美國市場。

美國第二輪貿易戰並非突發性政策，而是對長期未解決的結構性問題進行全面制裁。美方關切焦點涵蓋國家補貼、產能過剩、智慧財產權侵犯與強制技術轉讓、高科技產業國安風險、貿易投資不對等以及地緣經濟脅迫等。最終目標是重塑全球經貿規則，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透過關稅手段達成全球經濟再平衡。除此之外，亦是川普回應其競選承諾，並藉強化經貿談判籌碼，紓解美國內部對貿易赤字與產業外移的疑慮。

美方策略明顯採取分化拉攏戰術，針對75國實施90天關稅寬限期，象徵性地課徵10%稅率，鼓勵各國與美國合作，企圖孤立中國。另一方面，美國利用其在全球消費市場優勢與金融體系主導地位，持續對中國企業施壓，包括限制高科技出口與審查對美投資，強化對戰略性產業的管控。

中國則維持對等報復性關稅，並採取「以拖待變」策略消耗美方政治耐性，不急於在談判中讓步，轉而加強鞏固內需、持續推進科技自主。此外，中國未對其他國家採取敵對政策，而是加強與東協、歐盟、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成員的經貿合作，試圖抵消美國聯合戰線的影響。

面對美中關係緊張與結構性風暴，台灣企業需儘速啟動策略轉型與區域重組，以強化韌性與競爭力。部分以美國市場為主的電子與終端設備製造商，因應「在地製造」與嚴格產地政策，正積極評估赴美墨投資設廠，從供應鏈末端回流消費市場，藉產地合規提升企業競爭力。美國的瓶頸在於生產成本過高、墨西哥則缺乏能比擬中國勞工素質的人力資源，而產線轉移與否的關鍵仍在於產品的毛利率或產品特性，例如伺服器毛利率高且具國家安全需求。

對於技術門檻較低、利潤空間有限的中小型企業而言，海外轉移成本過高並不現實。因此，選擇「轉進中國腹地」，例如中西部、自貿區或一帶一路相關地區，藉由當地政府的稅收優惠、金融工具與人力資源等政策支持，重新獲取競爭力，是不少企業眼中的務實路線之一。然而，轉移至內陸也可能面臨物流成本增加以及新進入者與當地企業競爭等挑戰。

在全球貿易受地緣政治高度干擾當下，市場多元化成為台灣企業強化韌性的關鍵策略。除中國與美國外，東南亞、印度、中東、拉丁美洲、非洲等新興市場正快速成長，具備消費潛力與產能承接優勢。特別是非洲，近年來與中國關係交好，中國企業在非洲的布局正從傳統貿易轉向本土化生產銷售與技術輸出，像是華為、小米，尤其傳音（Transsion）更是市場先行者早已深耕非洲。此外，部分企業則透過跨國合資、品牌國際化與通路拓展，開啟多點布局的新營運模式。

同時，企業也開始投入高附加價值、低替代性的領域，如高階零組件、智慧製造、數位服務與品牌服務等。在中國推動「供應鏈本土化」與「國產替代」政策下，加速在地化經營，有助於降低政策風險。隨RCEP生效、區域市場整合深化，以及中國政策性地擴大內需與推動「新質生產力」，提供企業新契機。企業則需加大在技術研發、人才培養和數位轉型方面的投入，特別是轉型升級也面臨技術門檻高、資金龐大等挑戰。

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加劇下，企業營運已難單純憑藉經濟邏輯，而須納入政策與國安考量。部分企業因而選擇撤離中國或結束營運，尤其是面臨二代接班斷層無以為繼的經營者；另有企業則在審慎評估市場需求與政策環境後，擴大中國內部布局，強化對非美市場的連結，作為因應地緣風險與供應鏈重構的替代策略。